那是一个还有“大礼堂”的时代。
小时候，一直不明白，为什么叫“礼堂”，只是跟着叫名字，却从未想过那个“礼”字的意义，只知道那是一个大的电影院，平常放电影，一有节日就在里面演节目、开大会，领奖。
现在想想，那不就是一个“知荣辱”和统一思想的地方吗？
在这里，就是“在大家面前”，绝对的公开”，在这种场合里，当着全厂那么多职工的面前，什么话都说到明面上，受到表彰的时候，那可是莫大的荣耀。
老爸的“先进生产者”是在这里拿到证书的；二姐穿着漂亮的藏族服装跳《bj的金山上》那激昂、欢快的舞姿，当年还未得近视的我，在台下远远的就能从一圈跳舞的姐姐们中间，一眼找到她，心中充满了对偶像一般的崇拜；我的少先队员也是在这里当众加入的；小学6年里，无数次作为领唱，在主席台上把：“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这句歌词起一个过高的调子，还双手打着八字的拍子，结果唱到后面，大家都唱不上去了，就变成了我的独唱，然后等演出结束，在回学校的那条单纯至极砖路上行走的时候，后面就有高年级的同学指指点点，说：“就是这个家伙，把调起那么高。”那条砖路，还是由我们学生自己亲自铺筑的，所有的学生都上阵了，拉着小车车来回运碎砖，旁边的工厂围墙整整一面，把厂区围住，我们就沿着这堵墙一直向前，就到了最尽头处修建的子女学校。
作为小学阶段的“学霸”，在我没有上小学之前，一直是我二姐的天下；等到我的那一届，我就接过了二姐的班，成为本年级的第一名，除了体育成绩无法与二姐相比，受限于身体条件远不如她，在班里是个头倒数第三的排序，但我也绝不认输，在“运动队”不收我的前提下，仍然坚持每天早上和他们一起参加锻炼、跑步，六年下来，个子并没有长高，倒是成就了一双粗腿。
赵建军就是那时和我一起，作为班里最懂事的“小大人”选出的一组音乐感最好、学习成绩也最好的cp，每每进行诗歌朗诵、合唱的男女声领唱（颂）员。
我们甚至还代表学校，去参加了沙依巴区的比赛，也第一次画着那种“油彩”的妆，整个脸象是被套上了一层硬壳似的，表情肌都动不了似的，而美丽的音乐老师给我们教唱的是那个年代的“流行歌曲”，王洁实和谢丽斯的《黄鹂鸟》，虽然没有拿到成绩，但走上了更大的舞台，还是挺激动的；后来我们还组队一起去参加了市上的“小学生智力竞赛”，虽然我个人拿到了奖励，但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