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欧洲和中国的文化知识及其生活方式进入奥斯曼帝国的渠道很多很杂，除了官方推动还有民间演化，但它们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奥斯曼社会的不同层面。到目前为止，改革效果最明显，最可喜的地方在于军队，来自欧洲和中国的军官以及技术人员都在努力的工作，他们把各种军事技术和武器介绍给奥斯曼新军和学校里的年轻的奥斯曼人。这些新式的奥斯曼军官和年轻学生也组成了奥斯曼社会的一个新兴的政治集团。……” 庞振坤的奏折一直都是一旬一到的，而且是直接递到陈鸣的手上。虽然很昂贵，但也让陈鸣对奥斯曼局势的发展有了更确切的掌握。虽然陈鸣对于奥斯曼的证据并不是一无所知，但现在他对奥斯曼无疑有了新的认识和更深刻的了解。 奥斯曼的军队、政治、信仰、经济，有无数的矛盾汇聚在一起，在陈鸣看来，这就好比清末的中国。军队和政治上的保守势力就好比清末的顽固派，新兴的改革集团就像满清的洋务派，他们也有一些人身居奥斯曼这个国家的高位，他们还掌控着不俗的武装力量，但这些面对着奥斯曼整个老旧腐朽的社会，就显得那般的孱弱了。 而奥斯曼的信仰教团比之清末的腐朽儒教来，也半点不逊色。 同时奥斯曼内部激烈的民族矛盾比之清末的满汉之争，那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奥斯曼皇室甚至连满清皇室都要不如，后者怎么着也从异族中豢养出了大批忠心耿耿的马仔，而奥斯曼帝国的支撑力量却近乎完全来自奥斯曼民族。 而至于庞振坤口中的那个‘新兴政治集团’，应该就是清末的维新派/立宪派了。 陈鸣继续看着庞振坤的奏折，这次的上疏，庞振坤更多是在讲自己到达奥斯曼之后的感受。 “在奥斯曼国内，他们的活动不存在什么限制。”这儿说的‘他们’就是从中国进到奥斯曼搞援助的那些‘工作者’。“他们与奥斯曼人的接触也没有特殊规定。尽管他们只是提供技术、知识指导，但在他们的指导下，很多奥斯曼人不可避免地被置于我们的思想和行为模式所影响……” 这些改革模式是传统的奥斯曼人对时代需要做出的反映。亲身来到奥斯曼的庞振坤在亲自感受到奥斯曼社会的复杂和顽固势力的强大之后，再一次觉得塞利姆三世是一个聪明的人，他在继位之初就将改革派的大将阿朗达尔·穆斯塔法·帕夏提到了大维齐这个位置上，一举收拢了改革派的人心。就算之后阿朗达尔·穆斯塔法·帕夏被逼无奈的远走多瑙河之后，赛利姆三世也紧紧地把握住了伊斯坦布尔新军的军权，可以说从根本上稳固了自己的地位。 不然的话，依照奥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