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之后，再造新神，继续捞钱。
这种以流水线造神的末世，刘弘后世自是咬牙切齿；但现在，刘弘却有了一个十分有趣的想法：既然后世的经纪公司，能包装戏子揽财，那为什么不能在这汉室，打包出一个‘正直仁义’的商人出来呢？
如今的田兰，甚至已经不需要刘弘打包了——孝子这个政治成分，在汉室绝对算得上仅次于‘丰沛子弟’的根红苗正！
通过打包田兰，来让商界形成一个政权可接受的价值体系，如玄高那般为了生意安稳，而时刻将国家安全谨记于心的思想，无疑算是商贾阶级最好的处置方式。
作为后世人，刘弘心里十分清楚：国家要想富裕，就绝对不可能将商贸丢在一边；但放任民间资本毫无家国观念的追逐利益，又很可能形成类似明末晋商那样的群体。
人性深处深埋的仇富心理，以及商人血液中流淌的本性，更是会让商人阶级长期处于整个社会的对立面，从而加速商人阶级国家认同感的缺失。
这个问题，也同样属于刘弘要花费数代汉皇的经历去解决的事。
至于田兰，则算是刘弘地一个尝试——以温和的手段，从根源解决商人阶级与社会对立的问题，增强商人阶级民族认同感、国家认同感的尝试。
刘弘要求也不高，不需要商人们真如管子那样为国为民，只要大多数商人具有玄高那样的忧患意识，就足够了。
即便最终失败了，对刘弘而言也毫无损失——无论包不包装，田兰都已经成为活着的孝道典范。
即便最终没能改变商人阶级的价值观，也不过是随手种下的一粒种子没开花而已。
“关中粮价安稳，民安居乐业，田宗主可谓功不可没啊。”
毫无吝啬的赞赏一番，刘弘便带上标志性的淡笑，暗自打量起眼前这位商人子弟中的佼佼者。
对于田兰，刘弘原本的感官其实算不上太好：急功近利，为人极端，意气用事等等评价，都曾在登闻鼓事件之后，被贴在了田兰头上。
但之后发生的一切，却让刘弘略有些惊讶，对田兰的感官也逐渐得到改观。
刘弘借着田兰击鼓鸣冤之事顺利收割了一波民心，并彻底解决长安粮价问题的同时，田兰都在一旁出力，丝毫没有‘功成身退’的意思。
无论是少府售粮与未央宫北城墙外时，田兰毅然捐出的十万石粟米，还是之后田兰强硬出面，统一粮商界的举动，都无一不证明：田兰，绝对是一个聪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