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安百姓用行动表达对刘弘的信任，以每石高出市场价十五到二十钱的价格，从少府新设立的主爵都尉购粮食用，长安高门皆因前时的太后懿旨，以及接连的‘凶杀案’而惶恐不已时，刘弘却悠然的坐在宣室殿内，目光柔和的打量着眼前的男子。
若是老奉常刘不疑认清此人，即便其身为皇党一系成员，恐怕也免不得要面折廷争，面红耳赤的劝谏刘弘‘莫忘国本’了。
盖因为这位男子的身份，是汉室，乃至于华夏封建王朝绝大多数时代所鄙夷的——商贾。
真要说起来，商人的恶名在不远前的春秋乃至战国时期，还算不上太差。
被太史公评价为‘商祖’的白圭，便在遥远的战国时期创造性的提出‘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商业理念，并借此累下万贯家财。
同样作为部分人认同的商业祖师：范蠡（li），更是在隐退之后富甲一方，成为后世人所信奉之‘财神爷’的原型。
至于在后世亦大名鼎鼎的管仲，更是提出‘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种与资本论极其接近的思想主张！
这三人任意拿出一个，都足以被商贾奉为祖师，并向他们看齐。
——魏相白圭‘以商富国’的执政思维，让战国时期占据弹丸之地，却保有数万常备野战军的魏国，令人难以置信的施行了‘二十税一’的超低税率！
须知如今富拥大半中原的汉室，税率也才十五税一而已；就更枉论春秋各国，乃至于统一天下的‘暴秦’了。
越大夫范蠡，更是帮助越王勾践报仇雪恨，将越国从亡国的深渊硬生生拉出，并推向称霸地位的政治家，军事家。
管仲更是不用多说，在汉室，学术界依旧恭敬的称管仲一声：管子。
——要知道在汉室，就连仲尼都还没那个资格，被称为‘子’！
高兴的能叫一声仲尼，就算很给面子了——不高兴了粗暴的说句孔丘，除了儒生之外，也不会有人太在意。
即便是刘弘乃至于先帝刘盈，高皇帝刘邦的诏书当中，也不乏从《管子》一书引经据典，增强条令合法性的部分。
有如此多的先辈为榜样，商人阶级凭借着丰富的人生阅历，以及丰厚的资本，本该成为精英阶级，至少是预备精英才对。
但白圭、范蠡、管仲，乃至于目光长远，为了生意的稳定而自掏腰包，全力支持国防事业的郑人弦高，都没能成为商人阶级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