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星术，自古以来是帝王政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前汉那位写下无韵之离骚、享誉史家的司马公，本职头衔正是来自天文机构。
太史令到了唐初，改为太史局，设“令”二人，从五品下。太史局已不再兼管修史，而是单纯地执掌观察天文、稽定历数，对于日月星辰之变、风云气色之变进行“占候”，也就是向帝王家和文武百官解释天文现象的寓意。
颂扬盛世的方式有很多种，张灯结彩、歌舞升平是门槛较低的一种，而祥瑞奏报与解读，则是更讲求技术性的一种。
帝国的天文机构，由于优雅地融合了术学与儒学，其成员当之无愧地担任起分析与天象有关的“祥瑞”的职责。
依据唐制，“祥瑞”有大、上、中、小之分，四面八方的地方官员或者节度使奏报到朝廷，礼部官员予以核验录入。星云气象变幻属于祥瑞中的“大瑞”，皆由礼部宰执恭恭敬敬地送到太史局。
太史局绞尽脑汁后的解说，具有一锤定音的意义。
譬如，某地实在找不出祥瑞景象了，只得奏报，数日有暖风徐徐而来，尘叶平静。
若该地刺史与太史局官员交情不错，太史局大可引《开元占经》，为天子解道：“尘叶平静，乃风不及地之象，风不及地、和缓而来，谓之吉风。王者，贤德配位，上闻于九天，则吉风至，是为大祥瑞。”
这就是：但凡讲故事，必须帝王赢。
太史局具有这样四两拨千斤的美化滤镜作用，帝王家日益意识到了它的重要性。乾元年间，唐肃宗下令，将太史局从秘书省分出来，成为独立的“司天台”，办事衙署，也从禁宫中，搬到了位于长安城朱雀大街东边的永宁坊。
司天台内设置的“灵台郎”一职，主要负责“占候”，即解释天象。
贞元三年仲夏的长安城，时任灵台郎的裴如玥一炮走红。
“镇星犯上将！镇星犯上将！”
当邠宁节度使韩游環关于平凉劫盟的飞奏刚刚抵达长安城金光门外时，连官服都没有扎齐整的灵台郎裴如玥，已经高喊着“镇星犯上将”这句话，纵马要入大明宫。
素来百官奏事，在当廷陈述之前，先要汇报给中书、门下二省，二省核验认为确须由圣主裁断者，才列入朝议内容。但司天台若所见徵祥灾异时，可随时直入禁宫奏报。
那夜，德宗皇帝召来陆贽之前，更准确地说，是得到韩游環的飞奏之前，就已经听到了司天台灵台郎裴如玥的面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