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张发奎之外，还有两位新任军长黄琪翔和朱晖日也在座。他们也才接到八一革命的消息没有好一会，面容都很颓丧而又兴奋。
张发奎和我商量的就是解决政治部的事情。他主张解散，我也同意了。这是一种革命的逻辑，在当时一般认为：凡是干政治工作的都是共产党。八一革命是共产党发动的，所有的政工人员自然也应该共同进退了。
四方面军政治部虽然成立不久，但它是跟着我一道从总政治部分化出来的，它却集中了人力物力的精华，单是骡马我们就有四五十匹。这在二十年前，不要说一个政治部，就是一个师部或军部都还没有这样的豪华。那些东西，我们既然拿不走，也就乐得慷慨，全部移交了。但是我们的结论是：人员一律以礼遣散，不作留难。
三
张发奎和我，本来是有些相当的友谊的。北伐期中，我们共同过甘苦，尤其是在河南作战的时候，我以总政治部副主任的资格曾经上前线去慰劳，在新郑我们作过一番深切的谈话。我认为我们那时进河南作战是错误了，应该趁着南京的勾结还未成功之前，先讨蒋而后讨张。他那时很尊重我的意见，说我们是志同道合。故在回武汉之后，他升为第四方面军的前敌总指挥，也就邀请我做他的“党代表”。但一从我做了他的“党代表”之后，便由“志同道合”一变而为“貌合神离”。你要向他提供些意见，他一句口头禅，便是“书生之见，纸上谈兵”。于是我们的交情便进了一境，由“貌合神离”再变而为“分道扬镳”了。
当我们在同意之下，决议解散政工组织之后，他却关心到我个人的进退上来。他问我打算怎么样，我回答他打算到南昌去。他却希望我能够跟着他走。他说，他个人打算乘日本船偷偷到上海，再由上海到日本去，部队交给黄琪翔和朱晖日带回广东，希望我能够帮他的忙。他自然是看上了我是日本留学生，懂日本话，够做他的私人秘书，但我谢绝了。
不过在这儿我倒也应该感谢他，我虽然坚持要到南昌去，他也没有阻拦我，而且还帮了我一点小忙。
他说：“要到南昌去，至迟今晚上就要动身。我们回头就要下戒严令，今晚上的口令和特别口令可以照发，明天就不能保险了。”
还有，也是他说的，要到南昌去，最希望为他传达一点意见：
“第一，我希望他们尽速退出南昌，因为我的部队也要到南昌去，免致发生冲突。
“第二，我听说他们要回广东，我希望他们走东江，不要走赣南，因为我的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