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二七年“八一”革命后的第三天,那是阴郁的一天,清早,我同一氓两人从庐山下来。我们是忙里偷闲,在分外冷落的庐山上只待了一夜。
在大暑天,正好避暑的时候,避暑胜地的庐山偏会冷落,说不定会有人奇怪吧。但假如明白了当时的局势,那就一点也不会奇怪了。
那时是大革命的分化期。蒋介石已经背叛了革命,在南京勾结帝国主义和国内的封建残余,和武汉的所谓赤色政府对立。但那“赤色政府”究竟赤到了怎样程度呢?五六月中在河南和张作霖作战,虽然打赢了,然而牺牲很大,而迎接出来的西北军却主张和南京妥协。就这样,内面潜伏着的反动势力便抬起头来,逼得投机分子们汪精卫和孙科之流逐渐右倾,解除了中国总工会的武装,并解散了总工会和农民协会,而结果连政府本身也不能不逃难了。
武汉政府所依赖的唯一武力,是张发奎所领率的第四方面军,这里包含着原有的第四军和第十一军,还有贺龙的两师人和叶挺的两师人,军容是相当盛大的。本来坚守着武汉,和唐生智、何健等所代表的反动势力作一坚强斗争,也未尝不是办法。但由于长江下游的封锁,汪精卫等的自私与无能,而更加上张发奎的想保全实力,终于全面退让,所有的政府要人和军队,都移到南浔铁路沿线来了。
所假借的名义倒是很堂皇的,东下讨伐南京蒋介石。但在实际上,政府要人在和南京方面勾结,企图宁、汉合作;军事方面的人,特别以“保护阿斗”自居的张发奎,则是心存观望。他之占据着南浔铁路沿线,连他自己都很直率地对我说过,是“进可以谈,退可以走”。——还要向什么地方退走呢?退回广东去,由北伐而南旋了。
革命的形势是这样,真正的革命核心也就采取了新的动向,突破那些已腐或将腐的果皮果核,而迸发出新的根苗来。那就是在八月一号在南昌所揭幕的八一革命的意义。参加了那次革命的主力是贺龙、叶挺的四师人,另外还有后来走了岔路的第十一军的旧部。这样一来,把张发奎的部属几乎抽成了一个真空。
避暑胜地的庐山要遭冷落,自然是理所当然的事了。
二
我那时是第四方面军的“党代表”,照例是兼摄着政治部主任的。我们跟着军队也到了九江。驻扎在一座已经放了暑假的教会学校里面。
我同张发奎通了电话,他要我立刻到他的指挥部去商量善后的办法。我去了,那是在一间两面临着庭园的楼房,陈设相当零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