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讲博物的人把乌贼的嘴当成肛门，甚至连讲国文的人，不懂得“望诸君”是乐毅的封号，而讲为“盼望你们诸君”。一位英文教师把日本正则学校的课本来教我们，几个拼音就教了我们半年。在这儿不是读书，简直是养老。我在这时候只想离开故乡，近则想跑成都，远则想跑北京、上海，更远则想跑日本或美国，但家里不肯让我们跑远，自己也找不到那样远走高飞的机会。因而有一个时期便自暴自弃，吃酒的习惯是在这时养成的。
在中学里面感觉兴趣的仍然是经学。黄经华先生讲的《春秋》，是维系着我的兴趣的唯一的功课。黄先生也是廖季平先生的高足，他也很喜欢我，在课外还借了好些书给我看。有一次我吃醉了酒，骂了一位从日本回来的监学，这人并没有多么大的本领，只是爱弄诡辩，异常的专制，我特别恨他。我醉了，骂了他，他一定要斥退我，还是黄先生力争，又把我保全了下来。后来这位监学就在那年暑假，患白喉症死了。但我在下学期又因为别的事情依然遭了学校的斥退。
在嘉定遭了斥退之后，第二年的春初晋省，插入当时成都高等学堂的分设中学丙班。这是庚戌年（一九一〇）的事。学校的课程虽然好得一点，但也好得有限。关于新学一方面的，如数学、物理、化学之类，因为教者本身都还不十分精通，怎么也引不起兴趣。——不仅引不起，反而养成了我不喜欢这些课程的倾向。
在成都的一段学生生活中，根本没有学习到什么。张升楷先生的历史讲义比较感觉兴趣，但他不善讲授，详时详到无以复加，略时略到只举帝王的年号。他毕竟不曾征服史料，而是为史料所征服了的人。
没有东西可学，只是读些课外的东西。林纾译的小说，梁任公的论说文字，接触得比较多。章太炎的学术著作当时也看看，但不十分看得懂。我自己是喜欢读《庄子》的人，曾经看过章太炎著的《齐物论释》，他用佛学来解《庄子》，觉得比《庄子》的原文还要莫名其妙。
游山玩水、吃酒赋诗的名士习气愈来愈深。东门外的望江楼、薛涛井，南门外的武侯祠、浣花溪、工部草堂，是常游之地。连学校在停课试验期中，都把课本丢在一边，和一些兴趣相投的人在自修室内撞诗钟，和韵，联句，讲小说。
因是省会的关系，学生的政治运动便比较活跃。我本是分中的插班生，但不知怎的，总每被选为学生的代表。头一年的年底便参加了立宪请愿的风潮，当时是赵尔巽做四川总督，学生请求他代奏，要清廷提早立宪，闹到全省罢课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