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至汉川，钟会即“祭亮之庙，令军士不得于亮庙所左右刍牧樵采。”钟会此举，固然有羁縻蜀人的用意，但主要是出于对诸葛亮的崇敬。
魏晋南北朝时期，称美诸葛亮，甚至成为君臣奏对，以及达官显贵、士族文人清谈的一项重要内容。
一次宴会上，司马昭命乐伶为亡国不久的蜀后主刘禅表演蜀国歌舞，“旁人皆为之感怆，而禅嬉笑自若”。司马昭大为感叹，谓人曰：“人之无情，乃可至于是乎？虽使诸葛亮在，不能辅之久全，而况姜维邪！”司马昭时为晋王，是灭蜀的最高指挥者，但他显然没有以胜利者自居，对诸葛亮指斥嘲弄，而是竭力为之开脱，敬佩之情，溢于言表。西晋武帝司马炎和其父司马昭一样，也很推崇诸葛亮。一次，他向曾任蜀汉尚书令的樊建询问诸葛亮如何治国，樊建朗声应曰：“闻恶必改，而不矜过；赏罚之信，足感神明。”司马炎不禁失声赞道：“善哉！使我得此人以自辅，岂有今日之劳乎？”在司马炎眼里，晋之满朝文武，竟没有一人可望诸葛亮之项背。
皇室扶风王司马骏镇关中，尝与“诸官属士大夫共论诸葛亮”。有人讥刺诸葛亮“托身非所，劳困蜀民，力大谋小，不能度德量力。”郭冲起而反驳，“以为亮权智英略，有逾管、晏”，只因功业未就，而论者惑焉。遂举出包括空城计在内的五件“隐没不闻于世”的事例，以证实诸葛亮的德业战绩。据裴松之分析，这五件事纯系子虚乌有，有的并有明显的为颂扬诸葛亮而贬低司马懿的倾向。而“诸官属士大夫”们听后，“亦不复难”。作为司马懿之子的司马骏，竟也“慨然善冲之言”。西晋的君王臣民，已深深陶醉于褒美诸葛亮的时尚之中了。而这种时尚，在当时乃是一种风雅的象征，以这种时尚为内容的清谈，自然最容易受到人们的激赏，至于偏颇失实，好尚所在，也就不愿细究了。
到了西晋末年，《陈情表》的作者李密之子李兴为诸葛亮隆中故宅作碣文，把对诸葛亮的美誉又推向了一个惊人的高度。碣文一则赞诸葛亮：“英哉吾子，独含天灵，岂神之祗？岂人之精？何思之深！何德之清！”二则历举古贤，认为大都不能和诸葛亮攀比，即使像孔子那样的大圣，也不可企及：“昔在颠、夭，有名无迹；孰若吾侪，良筹妙画？臧文既殁，以言见称，又未若子，言行并征。夷吾反坫，乐毅不终，奚比于尔，明哲守冲？临终受寄，让过许由，负扆莅事，民言不流。刑中于郑，教美于鲁，蜀民知耻，河、渭安堵。匪皋则伊，宁彼管、晏？岂徒圣宣，慷慨屡叹！”你看，自古称颂的致治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