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长远的海战。
日本方面，德川秀忠为了避免欧洲列国的渗透，他只允许不传教的葡萄牙人和华人在内地经商，只允许西班牙和荷兰在长崎的租界内活动。这种闭关锁国的政策虽然阻碍的日本的经济发展，但非常有利于他打击切支丹大名的势力，灭绝日益庞大的基督徒。
在这种残酷的镇压政策下，各地陆续爆发了教民起义，其中声势最为庞大的要数岛原之乱。这些教民义军在欧洲的支持下势如破竹，很快便成为德川秀忠的心腹大患。为了稳固幕府的统治，他被迫与西方人撕破脸，起草奉书公开处死传教士，并收回长崎的租界，将西班牙和荷兰赶出日本。
分析完带我形势，朱由校认为西洋人是可以团结的对象，他表面上答应战后允许各国在日本自由传教和通商，但这张空头支票的最终解释权握在自己手里。面对明朝开出的优厚条件，无家可归的西班牙和荷兰人前往广州协助训练水师，浑然不知已经落入朱由校的一个圈套当中。
除了做好战前的准备，分析以往的案例也是必不可少的。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忽必烈的第二次远征，他动员了二十万军队，征调大小战舰五千余艘，浩浩荡荡的驶入日本海域，从九龙山一带发起登陆攻势。当然结局书友们都知道了，元军遭到了惨烈的抵抗，高丽军队的统帅洪茶丘被俘杀，几名蒙古高级指挥官相继阵亡，战斗只打了一个多月损失就超过三分之一，已经失去了战斗力。
在战役的胶着阶段，飓风肆意而来，风暴持续了四天，南方舰队的船只全部被毁，北方舰队也损失大半，只能逃离战场返回。此时九龙山的海滩上还有十万失去后援和补给的元军，日本趁机沿海滩构筑石墙，想将这些勇士困死在沙滩上。数月之后日本大举发动反攻，元军大部被杀，剩余的两万多人成了俘虏留在岛上。
对于这次惨败，大明精英的结论出奇的一致。
第一，他们都认为忽必烈因怒兴兵犯了兵法的大忌，致使元军师出无名，将士们战斗欲望低迷。更离谱的是忽必烈为了瓦解对方的士气，竟然提前将自己的计划告知日本，然后大摇大摆的行进，这使得日本从战争开始阶段便掌握了元军所有的动向，并在九龙山一带布置了有效的防御工事。
第二，忽必烈并没有做到上下同欲。元朝统一中原地区和朝鲜半岛后，一直遭到不同程度的抵抗，朝廷采取血腥的手段残酷镇压，激起民族之间的仇恨，导致二十万远征军不能协同作战，仅靠那五万不熟悉海战的蒙古骑兵根本不能给予日本痛击。与之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