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贵族。两汉三国的绝大多数动荡不安不在天子的奢靡，而在豪强世家与门阀。唐宋以来的民间疾苦三分天灾兵祸，七分乡绅权贵；明代以来，正是君权的旺盛才带来了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乃至宗族集团在很大程度上被遏制。可是宗室腐朽、文武衰败，只有来自人民的力量并真正的实现文彦博的反话：天子与人民共治天下非与权贵者共治天下，才能在最大的程度上确保天下的利益。。。
这种所谓的“君主至上论”，二月河辫子戏式的“唯皇史观”萧轩也曾经有些不以为然，觉得在现代人看来这是封建余毒，是“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愚民思维”。可是只有自己这些年来的体会并仔细的反省从近代到现代的不少东亚社会及其历史才发现：就算是到了资本主义时代，君权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那些人均资源根本无法同美利坚或澳大利亚加拿大瑞典之类的普通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中不可缺少的利益体系平衡中的一环。或许在儒家式的封建社会乃至中国古代那样的落后条件下，它是很对“费拉不堪”的根本原因，可是在向近现代快速过度的时候，又有几个文明能够十分自信的摆脱对所谓“明君”的依赖呢？没有任何一种制度可以保证文明的兴起，文明同人的成败一样，很多时候靠的就是这种看起来不靠谱的运气。恐怕这一点也是萧轩印象中很多历史架空里还有很多议会流、民主流、宪政流，可是到了后来就风气有所变化的原因吧。
至崇祯十三年，财政体系也开始有了与以往明显的不同，在天灾不断的情况下。财政收入从过去的折合五六千万百斤粮价增长到八千七百万百斤粮价，虽然不敢说整个社会有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可是在这连续用兵并且遭受不少天灾的情况下，却实现了财政收入的第一次相对平衡，相比折算九千一百万石粮价的开销，透支减少到了四百万左右的规模。
这当中从司法到行政，再到行政等“政治统治成本”并没有减少太多，甚至相比若干年前还增加了不少大概，大概有两千五万百斤粮价左右的成本去供养总数多达三十万上下的内外情、法堂、基层吏员；不过相比以前大多数时候的王朝，海内地区的军事负担在连年对外开战的情况下反而大幅度的降低了，因为近代化的军事制度可以让大多数情况下的堪战比例高不少，空饷数也减少不少，仅仅两千万百斤粮价供养起来的总数多达三十五万人上下的陆海军就有效的实现了内政和外战方面的不少作战任务。
这样的情况下，萧轩也就有了多达三千万两百斤粮价的资本用于教育、工商投入与重奖等各种支出项目的开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