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如历史上，整个崇祯十三年的年景仍然十分不好，接连不断的坏年景进入到第三个年头，就连这些年来重新恢复天下粮仓地位的苏松等地也遭遇了规模不小的水灾，北方等地虽然没有早年级别的大旱，可旱灾伴随着蝗灾仍然肆虐。在历史上的这一年，以三饷加派压下来的农民运动伴随着北方边患的增加重新愈演愈烈起来。
只是在此时此刻，这一切似乎都已经物是人非了。经过十年内连续三次内部戡乱战争和无数次小规模的内耗、平乱，名义上仍然是明朝的整个构架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浴火重生，整个统治构架乃至政治基础都发生了比寻常改朝换代更有甚之的换血。天下的财富和阶层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同时，崇祯十一年到崇祯十二年接连不断的“出巡清洗”让原本十分潦草而简陋甚至十分不成熟的政治构架至少在短时间内能够变得高效起来，所有的这一切，让很多不少地方的灾害即便出现大规模的流民和动荡，也能很轻易的化解在其他没有受灾的地区当中，除了不可避免的财产损失之外，人员损失乃至整个社会感受到的压力都没有以前的水平。
也就在这个时候，面向大众的传媒《中央月报》也发表了萧轩亲自署名的文章：天有其道，人定胜天。毫无顾忌的展开了对所谓“天人感应”学说的批判。并认为自然界的一切运行都有其自己的规律。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但两者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关系。明月的时候天下依旧会有无数的悲剧，以前风调雨顺的年景依然会有暴虐的乡绅豪强制造无数人间悲剧。上天如果需要以无数百姓的人命来示警，那就是无道的表现，如大禹一般贤能的君主总能带领百姓扫平人间的祸根最大限度的降低天灾的危害。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才是世间永恒的规律。
如果这样的话在以前去说，恐怕是没有什么说服力的，说不定还会有一些专门被引导来京的灾民们乃至流民图之类的东西被奉献上来。可是这几年却因为种种原因是许多反差太过明显的几年，明明年景连年大灾，可是因为彻底的除旧革新乃至海外利益等各种整肃与外财，大众的民生状况虽然恢复不到几十年前最为突出的时候或者向最好的地方看齐，可是带来的变化却开始让一切打算拿连年天灾说事的人相形逊色。
萧轩因此也就毫不客气的穷追猛打，在秋收之后临近新年的月份署名发表了第二篇社论：谁是苦难的根源，毫不吝啬的指出寻常天子难以管束察觉到的中下层管理、贵者富者的附庸是苦难的根源。西周春秋战国的百姓之苦不在战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