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人”存在的定义还没有完全准确，对于大汉人是不是人这个问题，当权者还没有完全搞懂，手中掌握权力之后，往往容易肆意妄为。
汉文帝是明君吧，因为有人盗窃了高祖庙前的一对玉环，要灭人三族。汉宣帝也是明君了，可就是他开了文字狱的先河。
历朝历代很多皇帝动则杀夷三族杀九族，明清尤其昌盛，皇帝一开口，死的人就是几万甚至几十万。
虽说在封建时代讲人权本身就是一件不太可能的事情，可沈晨也不是说一定要讲人权，而是在《人论》中表明态度，认为统治者应该讲道理。
是的。
整本书的论调很简单，那就是上位者必须讲道理。
书里进行大量论证举例，表达了统治阶级权力过大的危害，重点就在于他们可以随意捏造罪名，甚至不需要罪名就杀人。
里面的反面教材连刘备的一些祖宗都有，大量两汉的皇帝和权臣，沈晨也都一一进行了批判。
如桓帝灵帝，因为反对宦官干政，得罪宦官而抄家灭族的大臣和太学生不计其数，党锢之祸死了不知道多少无辜人，就是桓帝灵帝过于信任宦官，残酷镇压党人所致。
所以周不疑看着才觉得吓人。
毕竟在骂皇帝，还是刘备的一些老祖宗，难免触怒刘备。
但沈晨却知道这种变革和进步一定不能少，因此即便冒着触怒刘备的风险，他也必须要写出来，提前预防，准备将来实施。
并且沈晨又知道目前这种情况下，是不可能说人命大于天，要搞什么人人平等之类。
这种东西一不可能做到，二是他自己也没这种想法。
所以他只批判的是随意杀人的权力。
沈晨认为杀人的权力一定只能交予司法，即便某地某县出现了杀人案，罪犯被抓获，也不能由县官处置，而应该交予廷尉来处理。
连皇帝都不能直接下令杀人，即便有人触怒了皇帝，也该由廷尉审判定罪，如果审判结果此人无罪，皇帝也不能强行更改法律，这就是沈晨在书里要说的重点内容。
只是古代贤者向来都是以规劝为主，譬如规劝君王轻刑罚，重人命之类。
但实际生活当中，不仅皇帝看心情杀人，连大臣、地方州郡长官、县令以及军镇将领，也是看心情杀人。
因此沈晨批判了这种现象，并且认为应该限制这样的权力，同时深刻剖析了这些随意杀人的心理，将他们的罪责定为《反人类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