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利息（债券利息肯定比银行贷款要高） 80年代，巴西阿根廷都是这么发展经济的，不过后来阿根廷借得太多、汇率又波动，所以崩了。巴西则经济体量比较大，挺了过来。 所以说外汇债券不能多买，也不能不买。把握好偿还能力和周期，别陷入利滚利和汇率陷阱，那绝对是有益的。 而顾骜眼前看到的这两份文件，绝对是外资委和中信信托成立后、发外债融资的第一枪，历史意义和政治意义极为重大。 弄好了，成为一个样板典型，将来西方国家的资本都愿意来认购中信债。 弄不好，说不定会堵住一条重要的融资渠道。 副主任与顾骜反复确认，相信他完全理解了这事儿的重要性后，才有些难以启齿地说： “不过，这几天我和主任、老板反复开会，发现要打响这融资100亿日元信托债的第一枪，难度不小啊。 目前中信公司缺乏一笔能让曰本富商们信服的、在曰盈利稳定、知名度够高的投资历史业绩。曰本人不相信中信的选项目眼光，依然怕中信是被国家的行政意志逼着选项目、盈利前景不好……” 这两个工程要融日元债，顾骜是心知肚明的。因为宝钢的立项，就是去年伟人访日参观君津钢铁厂后定下来的，用的是全套君津的技术和设备。后来的仪征化纤，也需要大量曰本设备。 买日货，当然融日元债就行了，不用多此一举搞美元债。 而事实上，按照原来的历史发展轨迹，无论是仪征化纤还是宝钢，其日元债发债确实不太顺利。 谈判持续了很久，找让日方信服的“历史投资业绩”也找了很久。大约到1981年才最终谈妥，发出了第一笔的100亿日元债。 而仪征化纤也因为缺钱停工了两年，到82年才正式开工、一期84年投产，比最初计划耽误了两年。 可以说，如果国家能让中信提前一两年证明自己的投资信用、拿出历史业绩，打响外汇债第一枪。那么这两项国家级的超重大工程，都是有可能早两年开工投产、形成创汇现金流的。 “有什么我可以做的吗？”尽管有不详的预感，但顾骜还是只能硬着头皮问。 他相信对方应该不是直接耍横，而是会给一些交换条件。 毕竟自己也是鞍前马后立了功的人。 何况如果真的不尊重个人财产，国家尊重投资的信用会受损的，外国人会不敢来的。这是做给曰本人看的样板工程，容不得任何强迫与瑕疵。 副主任便开门见山了：“从你跟邵爵士的洽谈合作过程中，我们也知道的，你在一家港资公司有股份，那家港资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个香江的知识产权业主，另外，还有一位内地刚刚过去的、原外交部的女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