乎地抬了抬下巴，“那也是好看的灵屋！”
出了院子，走下七级石阶，十米开外，北向是一个车库，车库里有一辆白色东风，车库旁一棵双人才合抱得过来的大樟树，光秃秃的树枝张牙舞爪地刺向了天，似要把天空戳出一个个的窟窿眼来。我身旁有一丛落了叶的灌木，瞧着就是一丛柴火，我习惯性地捏着一根干枝，轻轻一折，咔地一声就断了，又干又脆，若是扔进火炉子里，定然烧得毕剥响。不知哪儿来一只灰麻雀，倏地从我眼前斜刺里飞过，落在右边的梨树上，叽叽喳喳地不知在说什么。
那年，小木屋盖好后，大哥在后院栽种了两棵梨树。春末，百花凋谢的时候，梨花开了，团团簇簇，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以为那不是花，是打棉被的大师傅把一蓬蓬雪白的棉花弹到了树上。秋天，梨子的皮还绿着，腿长脚长的二哥就时不时爬上树去，选一个当阳的黄屁股的摘下来，切开了全家一起尝，刚开始的时候都涩得很，等到香甜可口的时候，树上的梨已经被我们尝掉了一大半。熟透了的果子，风一吹就掉地上了，也有些是被鸟儿啄落的，我常做的事情就是提着竹篮在树下捡梨，掉一个捡一个。多年后，一家人坐在青瓦房堂屋看电视，电视里有一个虔诚的教徒说她从不吃有生命的东西，水果只吃树上掉下来的，我不假思索地反驳：“谁说从树上掉下来就没生命了？再说，被风吹下来的，被鸟儿啄下来的，跟用手摘下来或者跟竹篙打下来的有区别吗？”
三哥答得一本正经：“有啊！最本质的区别就是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
我扁了扁嘴：“叫我说，这姑娘就跟三哥你一样——挑嘴儿！但凡掉地上的，只要不是腐烂得不能吃，百分百比树上摘的甜。”
“好好的怎么又说到我头上了？”三哥无奈地道。
“难道我说错了吗？”我笑眯眯地瞅着三哥，“要不今晚上煮个鸡蛋，我吃蛋白，你吃蛋黄？”
记得有一次，大哥在集上幸运地卖出了所有的碗碟，却让一群地痞流氓把钱抢得一分不剩，我们四兄妹连喝了三天的米汤水。后来，二哥不知从哪只可怜的鸟那里掏了一窝鸟蛋，我饿得连蛋壳都想一起吞了，可到了三哥那儿，依然只吃蛋白。
“别老拿蛋黄说事儿！”三哥的声量不自觉地低了几分贝，蛋黄于他确实是个事儿。
“那咱不说蛋黄，说鸡杂，要不说猪红也行，或者……”我得寸进尺，越说越得意，要列举三哥不吃的东西，我能兜出一箩筐。
三哥马上举手投降：“得，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