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
“你这下午四点三十五分的票，现在还不到九点，来这么早干嘛？”
“没事儿做。”我条件反射地拉扯了一下嘴角。从小到大，我对此类不想回应却不得不回应的场面训练有素，近几年来已愈登佳境，有时候连我自己都分不清楚我是真的在笑，抑或只是皮笑肉不笑地扬一下嘴角。不过，我说的事实，我确实没事儿做，虽然已经过了六年之久，不论是对深安这座城市，还是对这城里的人，我都依然跟来时一样陌生。
小山羊须显然不相信我的话，正常人怎么会在车站的硬板凳上傻坐七八个钟头呢？他的一双小眼眯成了两道几不可见的细逢，把我从头到脚审视了一遍，又盯着传送带上我那个只有三个轮子的廉价拉杆箱看了一会儿，心里大概在想我该不会是欠人钱财，被人追债追得没处藏身，才买了张车票躲到站里头来了吧？毕竟这种事儿也不是没发生过。他踮起脚尖向不远处的队尾望了几眼，确定后面没人追来，这才勉强给我放了行。我这些年其他的本事没学会，脸皮倒是练得越来越厚了，无论安检人员以什么样的眼神看我，我都泰然自若，没半点不自在。
也许时间尚早，二楼候车大厅里只零零散散地坐着不到一百来人，有温馨排排坐的一家大小，有成群结队一起返乡的伙伴；有卿卿我我的小情侣，也有像我这样形单影只，百无聊赖的，我选了个无人的角落坐下。
小山羊须想的不算全错，正常人确实不会在车站里傻坐一天，可我在许多人眼里都算不上正常人：在我的家乡陶镇，我是一个算命先生口中“头戴铁帽子，脚套铁镣子”而来的刽子手，百年不遇的煞星，那个瞎了眼的算命先生断言我不出六岁，父母双亡。而不幸的是，我的父母真的都在我六岁前走了。虽然我自己觉得很冤枉，我是个“老来女”，父母生下我的时候已经年近七旬，就算没有我，以那个年代的医疗水平和条件，也都是差不多要走的人，但街坊邻居不这么认为，他们深信瞎子的鬼话，个个都把我当成扫把星，身边的人出了什么事也都赖在我头上。可我有什么办法呢？日子还得过不是？——笑着过。笑得过火了，他们又说我疯疯癫癫的，弄得我困惑不已，不知到底是该笑好还是不笑好。
幸好，我有三个哥哥，他们仨是在我父母生下我之前收养的。大哥叫大龙，个性木纳，一天到晚说不上几句话，着急的时候还结巴；二哥叫二虎，性子急躁，跟炮仗似的，一点就着；三哥据说是在陶镇的九洞桥底下出生的，取名叫三桥，三哥聪明，学习好，对谁都谦和有礼，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