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眼光也不是道德眼光。道德有新旧之分，旧道德中那些割股疗亲、夫死尽节之类行为固然因为刺痛了艺术眼光对具体生命状态的敏感而早已与艺术无缘，新道德否定这一切，却也因为成了一种笼而统之的新概念而离开了具体生命，同样与艺术眼光擦肩而过。艺术眼光并不关心道德本身，而是关心在各种道德规范下蠕动的生灵。它因生灵，才返观道德。
这也是艺术学既不成为历史学、政治学奴仆，也不成为伦理学奴仆的立场。
更重要的是，人世间最重大的生命悲欢，任何道德规范都管辖不了，也解释不了。
《红楼梦》中作为贾府最高统治者的贾母破坏了贾宝玉、林黛玉的恋爱关系，我们就不能用简单的人性评判和道德评判的眼光来裁断。贾母真爱贾宝玉，她疼爱林黛玉也不是虚情假意。她很宽容，甚至很开通。她的至高地位使她没有必要两面三刀地伤害自己怀里的孩子。但是，出于一系列带有根本性的考虑，出于种种溶化在她人格中的自然选择，她只能让贾宝玉和林黛玉分开。于是，这个恋爱悲剧也就包含了更深厚的无奈必然。如果贾母只是出于一种道德上的恶的意向而拆散了宝、黛，那人们只会惋惜他们不幸遇上了一个恶老太。恶老太毕竟不是处处有、时时在的，因而这种不幸带着显而易见的偶然性。这种不幸体现在艺术作品中可以激起读者无限的愤怒和怜悯，但静心一想，既然一切都可归因于个人，归因于偶然，这毕竟是一种可能避免的不幸。《红楼梦》提供了一个时时真诚地呼唤着心啊肉啊的慈祥老太太，她一心要给儿孙们创造幸福，但又无可置疑地作出了她的自然选择。这样，与宝、黛过不去的，只是一种宏大无比的社会必然性。读其他恋爱悲剧，人们常常会遐想恋爱主人公在遭遇上的其他多种可能，但读《红楼梦》则不会，一切只能如此，既那么偶然又那么必然。
道德裁断，可以处决民间戏曲《秦香莲》中的陈世美，却难于处置《琵琶记》中的蔡伯喈。陈世美彻底违背了做丈夫、做父亲以至做人的起码道德，成为人们深恶痛绝的“负心汉”的典型；而蔡伯喈却并非如此。表面上他也背弃了妻子父母，但剧作者却为他安排了一系列理由，而且这些理由都令人同情。不管作者的初衷如何，作品表述了一种意向：如此广泛存在的家庭悲剧，不是几个青年知识分子在道德上的负心所能承担得了的。
对道德评判的超越，更多地出现在变革时期。在那样的时期，艺术家总是更多地留心社会现实与以往的道德标准相离逸的地方。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