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无法设定；或许，世间本来就没有“究竟”。
第四个例子，美国好莱坞电影《一曲难忘》（即《肖邦传》）。
我以好莱坞作例，是想表明两难结构也能支撑比较通俗的作品，使它们大幅度提高素质，并被广大民众接受。
这部电影表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代音乐之神肖邦成名后轰动欧洲，当时他的家乡波兰正掀起一场民族抵抗运动，乡亲们企图借用他的名声来引起欧洲其他国家民众的同情和支持，用各种办法吸引他参加。他的女友、著名法国作家乔治·桑坚决反对，认为一个音乐天才的价值超过一场政治运动。但是，乡亲们终于请来了肖邦的音乐启蒙老师、初恋女友，他们捧着家乡的泥土出现在肖邦面前，彻底消解了乔治·桑的卫护。
肖邦以最辛劳的方式声援家乡斗争，直到累死。乡亲们为他举行隆重追悼会，邀请乔治·桑参加。乔治·桑拒绝，含着眼泪说：“这下你们满意了吧？世界上再也不会出现另一个肖邦了。”
显然，这又碰撞到人世间的另一个两难结构，所有的观众都无法作出明确判断。只要略懂音乐的人都会为肖邦的早逝而抱憾永久，但却又难于厉声斥责与肖邦死因有关的那些悲泣的乡亲们。
正是这种“势均力敌”，反映了人类的一系列重大犹豫。两方面都“理由充足”，因此都在把对方引向深刻，构成了一种“危势平衡
”。这种对峙，使作品非同一般。
第五个例子，仍然是好莱坞电影，《克莱默夫妇》。
在拍摄这部电影时，女演员斯特里普和男演员霍夫曼还都年轻，却让全世界眼睛一亮，但我今天不讲表演，还是讲文学上的两难结构。
一个到处可见的普通家庭，丈夫过于投入公司的工作而难于顾家，妻子很想找一份家务之外的工作，两方面都繁忙起来就顾此失彼，连孩子也无法照顾，无法调和只得离婚。看起来双方为了争子越吵越厉害，却因焦点一致，也就越吵越近。最后，所有的观众都希望他们复婚，而且两人也有了这样的意愿，但又明白，一旦复婚便会重复离婚前的全部悲剧和闹剧。该怎么办？无解。
因为无解，这个作品也就与千千万万陷于苦恼中的男女有关，而没有让一个简单的结论关闭后门。
五个例子，都比较现代。但是，德国古典主义哲学家黑格尔对这个问题早就有过深入论述，而他论述的范例主要是古希腊悲剧。可见，两难结构在美学上贯通古今。
黑格尔把两难结构的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