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斫是个谨慎人，骤然间从一介布衣登上殿堂，换做他人或许会欣喜若狂，即便不邀朋唤友地大会宾客，至少也要在人前人后炫耀几分。但他并没有这样做。拿到委任文书的当天，他只和几个平素往来比较多的熟人打了声招呼，说自己有点事要忙段时间，就从住了将近三个月的大客栈结帐走人。他在外城的僻静地方租赁了一处小院，当作临时的落脚地方，第二天一早就学着别人到皇城去签押上衙。说起来也有些好笑，他虽然是礼部的官员，但每天从早到晚却都是呆在兵部衙门里，一面随时准备着给人解答疑问，一面按照真芗和贺岁的吩咐，把他所能想到的所有与有关东倭和高丽的东西，通通用纸笔记录下来。这些文字很快就又被人一字不改地分别眷抄，一式三份，其中的两份由兵部和礼部分别留档，第三份则随同他的原稿一起被送到了宰相公廨。现在，已经根本不需要真芗再去为他请功了。随着他的那几篇虽然毫无文采但内容翔实的文章，他的大名早就被天子和宰相们记下了……
他的仕途生涯从一开始就是忙碌的。他的忙碌不在给人答疑上，而是在记录的文字上。自打十多年前秀才的功名被取缔之后，他就绝了进学的心思，这些年以来，除了翻着蒙书教训子侄之外，他就没写过什么文章，眼下突然又要动笔，顿时就有一种才思干涸心绪凝结的感觉。他可以坐在那里和人说话滔滔不绝地讲上一二时辰，可要把话都记录到纸上，就总觉得这个辞用在这里不合适，那句话又没说尽自己想说的意思。有时候洋洋洒洒写了好几百字，返回头一看，又觉得实在是太过直白了一一这哪里是礼部承务郎的文章，完全就是街头巷尾的闲汉在闲篇！这不行；他做了承务郎，就得拿出承务郎的本事，至少要拿出承务郎的文章！所以，他每天一有空闲，就在挖空心思地雕琢辞句。他还花了大价钱，从几家书肆里买来一套《史记》，每天下了衙哪里都不去，就在家中反复地诵读琢磨。他的这番动静惊动了同一条街上赁屋苦读的一位落第举子。更教他哭笑不得的是，这个姓关名宪别字子端的燕山举子还特地登门拜访了他，并向他打听，朝廷是不是要在今年再开一场恩科。
他暂时没有亲自去向应伯致谢，只是写了封书信教人送去商家庄，向商成表示感谢。在信里，他对自己没有亲自走一趟的原因作了解释：一来是他每天的事情确实忙不过来，二来是商家庄子离城太远，来回八十多里地，通宵都赶回不来，只怕要耽搁第二天的上衙。商成也给他回了封信。商成在信上对他说，字条只是举手之劳罢了，他能拣回秀才的功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