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在很大程度杜绝了滥竽充数的情况发生。即便是赐进士出身的官员，升迁也很缓慢，即便有特例，通常也很难在三省六部担任重要职务，一般都是在宗府或者太常寺这样的不太要害的衙门任个副职。而非进士出身的读书人，即便有眼光有魄力有出众的能力，各项事务都做得很出色，方方面面的关系都处理得很妥帖，可要是没有适当的机缘的话，那在衙门里十几二十年的资历熬下来，了不起就是个九品主簿或者县丞；象现在的屹县令乔准，就是所有条件具备之后才做到了县令一一还是个中等县的县令。即使有了发现新式农具和新的耕作方法的功劳，只有举子功名的乔准以后也不太可能再有升迁的机会，最好的情况就是在六年的最长任期届满之后换到一个上县去做父母官，等他干到致休的年龄，大概朝廷会顾念他的功劳赠他个七品的官身。至于充斥于各地衙门之中的恩荫官吏，虽然这些人的仕途起步平平顺顺，可是在仕途生涯里就很难再有进步，绝大多数的人入仕时是什么品秩，离职时也还是什么品秩。另外，大赵的封爵又严格贯彻“福传三代”的精神，开国百年以来离爵的宗室勋贵数不胜数，这些人的后代也有个人的政治理想和抱负，也有自己的想法和追求，同样也需要改变自己的生活，又没有躺在祖宗的功劳簿上吃老本的可能，自然而然地，他们必然要拿出一些实际的行动；而改变现实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参加科举考试……
这样，问题就出来了：贵胄子弟想真正改变生活道路，就必须参加科举。可是科举这条路太难走了。于是这些地位不再尊贵，家境却并不穷困潦倒的人当然会在如何通过科举考试上多动点脑筋。
能动的脑筋就只有花钱买题或者雇人代考了……
这才有了“壬戌年礼部贡试舞弊案”以及其他被揭发出来或者没有揭穿的种种弊案。
他甫一想通这个道理，马上就意识到另外一个问题：案子发展到这个阶段，就不再是一桩单纯的科场舞弊案了。它看上去更象是一次东元帝为巩固自己的皇权而采取的行动！
怪不得他一直就觉得“刘伶台案”和皇家有关系，道理原来在这里！东元皇帝借着宗室子孙不肖的名义，顺理成章就剪除了那些可能影响到自己皇位的隐患。而且怎么处理宗室是皇帝的家务事，就算三省六部的大臣们占着理，可也不能随随便便地发表意见和看法。别说这是对皇帝的处置发表言论了，就算是面对平常老百姓，官员也不能对着别人家里的事随意地指手画脚！
不过，他有一点还闹不清楚，既然是皇帝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