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委以陈渊以大任，但却没给他文渊阁大学士一职，到底是没让其入阁，这不免让人想入非非。
皇帝这是不信任陈渊?
在新政方面，崇祯帝亦并非对陈渊百依百顺，陈渊请求他减免北方灾荒地区的税赋，但崇祯始终犹豫不决，只说等商税收上来后再做打算。
其实陈渊对于免税并无太大奢求，因为明朝的税赋本就不是很高，按当时的标准，每亩地的额定税平均只有2分5厘白银，约合铜钱二十五板，或是交纳相应数量的粮食。如果按人口负担算，全国2亿人口，人均也不过负税7分白银，加上万历朝“辽响”和本朝拟议中再加的“辽响”共685万两，人均负税也才白银1钱多一点。这样的税率不论是在中国历史上还是同世界各国的情况比较，都是相当低的。
可惜人民的实际负担情况却远非如此。造成的实际负担加重的主要原因是杂项钱粮太多，所谓的杂项钱粮包括合法的征派，也包括不合法的或是半合法的勒索。明朝正税之外的赋税门类繁多，张居正实行一条鞭法的时候清理过一次，但以后从重蔓延，各类杂税名目新奇，负担沉重，远远超过正税。此外，明代税制又极为僵化，一个行政单位的负税额几乎是百年不变的，如果出现什么影响税负的情况，仍然照旧不变。例如历代亲王们都被朝廷赐予大量土地，像崇祯帝的叔叔福王和瑞王，各自得到的赡养田是2万顷。所谓赐赡养田2万顷，就是每年把2万顷的田租交送给王府，这份租税并没有具体人负责，而是分摊给各省各县，成为当地人民的一项特别负担。但无论哪个地方负担了多少这类额外钱粮，国家的正额赋税一律照旧。这样，有些地方的实际赋税已经10倍于正税了。
更多的额外负担是非法的或半合法的勒索，列如各种临时的私派及已经成为定例的“耗羡”。所谓“耗羡”是地方政府在正项税差钱粮之外增加的部分，名义上是为了补充转运时所造成的损失，实际则主要用于中饱各级官吏的私囊。私派更是毫无定制，各级官员有的假借军兴而私加，有的假借增响以擅派，有的因工程修筑而巧立名目，有的借解运税粮而加倍征收，或是设立杂项开支，或是借口费用不足，凡设置一个项目，都是增收数十倍。
有鉴于此，崇祯帝既然不肯在减赋上松口，那陈渊便想在这杂赋杂税上作文章了。
在陈渊上任户部三日后，陈渊写了一本奏折，递交给了崇祯，言明了税收现状：“各级官员，巧借名目，鱼肉百姓，以朝廷正税之外，另行摊派杂科，百姓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