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昌华自以为画了个大饼就能让十九岁的苏敬贤感恩戴德，却不知道此时的苏敬贤连他探长的职位都不感兴趣，更遑论区区一个探目。
做港府的警察哪有做一名爱国华商活的命长？
苏敬贤回家后躺在自家床上，双手枕在后脑勺，望着屋顶顶棚怔怔出神。
他在思考有关报纸的规划。
坦白来说，苏敬贤并不是个志向崇高的文化人，他办报纸纯粹是为了赚钱。五十年代的香港报刊业虽然起步时间不久，但整套体系已经相当成熟，报社也知道什么样的新闻才能吸引读者眼球，所以现在不少报纸都打着新闻的旗号刊登一些风月轶事，就连所谓的时事大报也是如此，在一些当红花旦、名人身上挖掘新闻，无论真假，一经刊登当月报纸的销量定然会有所涨幅。
不过在苏敬贤看来，这些博眼球的手段并不高级，也就是这个年代的人法律意识淡薄，如果放在后世，报纸敢胡编乱造，分分钟被告到破产。
苏敬贤很清楚自己现在的短板，他并没有足够的资源和大报在新闻时事上竞争，香港现在如大公报那样的报纸，特派记者就有几十位，遍布全国乃至其他国家，所以他打算另辟蹊径，从读者的黏度上和大报争抢读者。
抛开读者数量，一份报纸的销量好坏，最根本还在于读者的黏度。
伸了个懒腰，苏敬贤从床上起身，坐在一张和房间里其他陈旧摆设格格不入的崭新书桌前，拿着吸饱墨水的钢笔在白纸上书写勾画，自言自语道：“日占刚刚结束，一个抗击外敌、保家卫国的好故事一定最受市场欢迎，现在中国的新派武侠小说还没有兴起，不如让我来点燃这把火。”
在报纸上连载长篇小说，早就在苏敬贤的计划之中，但事实上这种连载的方式早在1882年SH的一家报纸上就已经出现，到了二十世纪初期很多报纸更是开设了连载专栏，如《官场现形记》、《南渡录演义》等小说都是在报纸上刊登发表，苏敬贤并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不过有趣的是，几十年后今天的香港报刊业内，普遍认为新闻舆论才是报纸的阵地，刊登小说不应该是报纸的任务，要把有限的版面放在传播信息、引导舆论上面，所以大部分报纸都取消了连载专栏，就算偶有报纸开设连载专栏也抓不住重点，因为看到福尔摩斯这种侦探小说在国外受到欢迎，就盲目跟风连载侦探小说，连人物名都挪用西方那一套，读者没有共鸣，很快就因为销量太差而停刊。
所以经过这段时间的考察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