添麻烦而负疚，反倒劝慰他们。
他们均表示，此种事已经不属和我的友谊或照顾关系的庸俗做法，而是涉及关于文学本身的重大话题。
大约是1997年酷暑时月，某天晚上老何打来电话，告诉我一个消息，说陈涌对某位理论家坦言，《白》书不存在
“历史倾向性”问题，这个看法已经在文学圈子里流传开来。我听了有一种清风透胸的爽适之感，关于
“历史倾向性”问题的释疑解误，最终还是有陈涌这样德高望重的文学理论家坦率直言。
老何便由此预测，茅盾文学奖的评奖可能因此而有了希望可寄。约在此前半年，我和他在京见面时，老何还在为我做宽慰性的工作，说茅盾文学奖评奖的可能性不大，对《白》书而言评不评此奖意义不大，有读者和文学界的认可就足够了。
我也基本是这样心态，评奖是一码事，而
“历史倾向性”问题是另一码事。我和他在评奖这件事上仍然保持着一种平常心理。
现在，陈涌的话对《白》书评茅盾奖可能出现的转机仅只是一种猜估，对我来说解除
“历史倾向性”问题的疑虑和误读才是最切实际的。我也忍不住激动起来，评奖与否且不管，有陈涌这句话就行了。
有人说过程不必计较，关键是看结果。在《白》书终于评上茅盾文学奖这个结果出来以后，我恰恰感动的是那个过程。
尤其在误读持续的几年时间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老何老高小洪等一伙坚守着文学意义的编辑，才构成了那个使我难以磨灭的动人的过程。
至此，这个高门楼在我的感觉里融入了亲切温暖的感觉。高门楼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凭着一帮如老何老高小洪这样的文学圣徒撑着，才撑起一个国家的文学出版大业的门面，看似对一个如我的作者的一部长篇小说的过程，透见的却是一种文学圣徒的精神。
作为一个自以为文学神圣的作者，我结识老何老高小洪们，是自以为荣幸也以为骄傲的。
2001年2月20日于原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