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蓝袍,小包袱里装着一件备换的蓝袍,头上戴的是礼帽。父亲现在是第一眼看见我穿着的列宁服和头上的八角帽子,就那么狠看。
“你把蓝袍换了?”父亲问。
“换了。”我心里有点忐忑,父亲会生气吗?“我是用蓝袍……改的这身衣服。”
“改了好!嗯,改了好!”父亲笑着点头说,“而今先生不兴穿袍子了。”
我的心里高兴了,父亲也在随着生活的变化而变化,我坐在炕边上,和父亲聊起家常。
在我离家的半年里,家庭分化瓦解了。父亲很伤心,说人心不古了,民风不朴了,连我的两位伯父也在家庭内部捣他的鬼。土改时,兄弟三人感激涕零地抱着我爷爷的神匣儿哭笑一场之后,看看再无什么风险,**一股劲鼓励庄稼人发展生产,二位伯父把爷爷死时留下的遗嘱统忘记了,要买牛,要置地,要增盖房屋,再不听父亲的指挥了,把爷爷确立的我父亲的主事位置不当一回事了。争论时有发生,矛盾难以掩盖,终于分化瓦解了。
“鼠目寸光!”父亲简单地给我叙述完这种变故,不屑地说,“你大伯、二伯,全是鼠目寸光!”
我一时弄不清家庭里的谁是谁非,不好掺言,也觉得没有多少意思,既然过不下去,各家过各家的日月,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
“不管怎样,你该去给大伯、二伯问安。”父亲说,“家里分家归家里,你在外边读书,全当过去在一起过那个样子,该走的路要走到,该行的礼要行全,不要跟这些人一般见识。”
我点点头,就去看大伯。
大伯住在上房东边里屋,正在吃晚饭,放下筷子,忙让我坐。一句关于家庭矛盾的话也不提,只是夸赞我出息了,完全像个新社会的干部的模样了。
“这新社会真是好!”大伯说,“国民党的官人一进村,吓得百姓鸡飞狗跳墙,躲的躲了,跑的跑了,跑得丢了鞋子也不敢拾!而今共产党的干部一进村,老百姓一呼啦就围上了,胡拉乱谝,到饭时争着往屋里拉……我的天,那天正在碾子上说闲话,老杨同志顺手从我嘴里拔下烟袋,塞到嘴里就抽!你看看而今的公家干部多亲……”
我也很感动。解放初期,受惯了国民党官匪欺压的老百姓,对共产党干部的作风最敏感,谈论也最多,我虽已不惊奇,却仍然很感动。
“好好念书,日后好好干工作。”伯父说,“你能在外边干事,咱徐家人都光彩!”
我告别大伯父,又走进二伯父的屋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