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情绪，觉得上边不把条件说出来，我们还不一定同意上楼呢，你们来测量有什么用，还让我们签字，万一签字就表示同意呢？
工作组在村里测量两天了，村民们的抵触情绪越来越严重，有的村民听说工作组来了，故意锁上门走了，让工作组进不去，你也没法测量，更找不到人签字。
第三天，工作组加了人，镇上派出所派出四个联防队员协同工作组下村工作。
明眼人知道那是联防队员，可绝大多数村民没长着火眼金睛，一看穿着警察制服，知道那是警察，态度上就老实了很多。
村民们老实多了，工作组的脾气却是见长，再也不是一开始那种春风和煦的办事风格了，对村民的态度相当恶劣，一旦村民问得多了，就会被训斥，有的村民测量完了不想签字，肯定被官家派来的工作人员训斥一顿，警察还虎视眈眈，不签也不行。
据说有几次村民跟工作组吵得很厉害，警察都差点抓人。
本来农民上楼这事首先要取得村民的同意，如果村民不同意上楼，政府不得强制。可是现在听工作组的意思，这不是一件协商的事，而是政府的统一规划，政府做的决定，村民就必须无条件配合。
村民们感觉这事好像味道不对。
也不知道镇上是一直这样强制下去，还是工作组的人员作威作福，工作态度和工作方法有问题？
争吵的事件越来越多，刘富贵耳朵里都灌满了，他忍不住给马跃升打电话，问他是不是应该把这事向曹镇长反映一下？
“本来老少爷们上楼是好事，可是一个小小的工作组就如狼似虎，这事刚开个头大家就寒了心，我觉得上楼这事很快就黄了。”刘富贵说。
马跃升一听有理，马上给曹镇长打电话，反映工作组的工作态度简单粗暴。
曹镇长听了倒是没有表现出吃惊，淡淡地说：“我知道了，下午回来以后，我会让他们注意言行。”
然后他话锋一转：“不过老马啊，有一点我要请你注意，农民上楼、拆迁这事，各地都有先例，有成功的例子，也有失败的例子，但是无一例外，哪一次拆迁都会有钉子户，有那么一些想借机发财的人，也必然要有冲突，甚至还会出人命，这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但咱们要尽量避免。所以从一开始，就不能把条件放得太宽，让村民狮子大开口。”
“哦，对，那倒也是。”马跃升爱看报纸，也经常上网浏览，他知道曹镇长说的那些都是对的。
曹镇长又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