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崇祯十四年在这股独特“春潮”肆虐的时候，萧轩也十分明白，如果不在这一年让天下的经济状况乃至民生状况进一步有明显的改善，而且是很可能继续面临不太良好的年景下做到如此，自己的政治地位乃至政治法统都是会遭遇危及的。封建时代以来长期“士人”性格的影响和塑造，即便在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大潮数十年加上改革开放几十年的影响之下也并未真正的大变。这种违背传统的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大歌命”会带来什么样儿的影响和后果，是怎样估计都不为过的。
萧轩也十分庆幸似乎在数年之前自己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准备的家底也并不算少。在整个原理的精良兵工体系主要生产任务开始转产铁质农具、很大一部分新建立的教育部门用于印刷、誊写新教材之前。准备的新式钢制农业农业工具也有五六百万件、总共万吨左右上下的规模。同时，准备的各种农业教育资料和宣传人才上也囤积有数百万份。
崇祯十四年刚刚开春的时候，这些过去七八年的时间内囤积起来，其中相当部分是从欧洲地区这几年新运过来的这对农业会有很大改善效果的工具就被送到了中央总督区乃至比较容易监管的运河沿线直到北方不少地方。
在萧轩看来，对于旧时代的农业来说，成本最低最具有可行性的改善农业的方法就是已经发明过的一些传统农业生产工具的推广普及。当然还有历法、农业知识上的推广普及。新中国建国最初数年，新水利建设还没有大规模反哺的基础，化肥产量依旧微乎其微的情况下将粮食产量从一亿一千万吨提高到一亿八九千万吨左右的水平，恐怕除了土地改革带来的作用恐怕很大程度上就与农业知识乃至新式农具的推广有关。这些东西让在某一个时间段，自耕农成了比农业集体化更有效率的劳动方式。
当然，除了继续进行这些农业初级现代化补课，造船行当在过去也有规模不小的发展。特别是采取了一些新式的造船法并普及开来，也从欧洲获得了大量的工匠并在很大程度上完成了消化之后，崇祯十二年到十三年远征刚刚结束不久的时候国内的远洋海船造船量就达到了十五万载重吨左右的规模，相比之前的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如果加上从这个时代的欧洲获得过来的比不少远洋船只，可动用的远洋载重船只总规模达到了五十多万吨，大概千余艘左右的水平。
即便是这样的规模，虽然能够最大限度上的利用欧洲在金属、文具等方面的工业制品规模，并用这些物品的运输替代，大幅度的改善国内的经济潜力，可是很显然距离立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