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变数太多了。如法国一般人口长期停滞的情况并不是没有。在萧轩想来，现代世界的七八十亿人口或许显得有些太多了，这也带来了不少矛盾和问题。可一个全面工业化的世界，二三十亿人口总是需要的，这还得派出一些历史文化积累太差的落后民族。此时的大明如果经历一场社会变革或革命式的洗牌，就算比明清鼎革好不少，恐怕也就一亿多人口，人口繁衍的压力仍然不小。在这个别说无痛分娩，就连基本医疗保障和安全都还很远的年代，如果性别地位接近到哪怕十九世纪法国那个水平上都会面临问题重重。
想到这里，萧轩便打消了不少原有的念头，就算需要在一部分地区提倡妇女解放，也不应该在所有的地方都采取激进的政策。
此外另外一个难题，就涉及到这场社会革命应该怎样利用农民的问题。萧轩穿越前听到一种说法：新中国拥有中国古代以来最大规模的地主阶层---所有农民都似乎如地主一样，从发展的角度看这似乎同样也带来了不少问题。更重要的是如果萧轩打算在并不算太长的时间里就有效实现近代化，那么大砸新社会与教育与工商都是必不可少的。就算有大量海外殖民利益恐怕也免不了需要整个农村来提供足够的利益。如果在广大基层实现普遍的民权或有限的基层民主，萧轩不知道会不会反而影响到社会近现代化的过程。
而且从历史上看，近代欧洲、日本、沙俄这些从古代文明向成功的近代文明转型中的社会，都会经历一个富有朝气、也因为统治阶层内的压力与竞争带来一定良好风气的贵族时代，自己有可能绕开这个时代么？
如果并不需要动员太过地方的农民就能取得胜利，是不是就无需在全国大部分地方都改天换地呢？萧轩似乎想起新中国大部分地方的土地改革似乎也是建国之后才全面铺开的。苏区时代的战争尚仅仅动员少数矛盾比较激烈地方的根据地就有了在自己不犯错误的情况下有可能胜利的实力，在并没有什么无烟火药军火来源门槛的此时，如果仅仅是为了锻炼队伍夺取胜利，就算对于兵源再苛刻，也根本不需要在所有地方都彻底的走左倾道路？想起这些，萧轩的心中也就渐渐敞亮起来。
如果自己打算在有生之年取得最大限度的进步，就不可能去走自由资本主导经济秩序的道路，也不可能在农村基层太左，一些必要的代价似乎是必然要付出的。如果是这样，一切似乎也就明朗了起来：部分的效仿十八世纪的俄国，以军功贵族、非世袭贵族、社会功劳贵族来激励整个社会前进的同时塑造一个完全不同的统治层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