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型军队的建立，萧轩当然思考过很多。事实求是的说。近代历史上建立新型军队的时候，可没有太过苛刻的兵源挑选条件。“革命必须自愿”也会在战时比较紧张的情况下遇到“事有从权”，可是仅仅只靠自己一个了解基本工作方法的人，而不是一大批拥有一定近现代思想意识并掌握足够方法的人，在建设完全不同新型军队的时候谁也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走上什么样的弯路。
近代的中国，首先是面临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庚子战争外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残酷事实让很多人都认识到了中国的国力和列强的差距是多么的悬殊。如果走正常发展的道路，向着西方式的社会模式迈进，身为落后而弱小国家的中国在没有不少近代穿越架空那样可以随意操作列强态度的金象腿的情况下，最好的结果也不过是成为一个不掌握氢弹技术也没有真正大国地位的“富裕国家”。小国寡民式的小幸确与幸福，完全要仰仗西方的鼻息。
如果要成为一个富裕而且强大的国家，那就不可能抱着仇俄反苏的态度。因为俄国乃至苏联是近代历史上最强有力的西方秩序挑战者，也是因为自己的弱势唯一真心希望而且能够让中国成为独立自主大国的国家。至少不让自己在挑战中处于孤立。
在这种情况下，很多精英都表现出了正常社会不会有的自觉和牺牲精神。
可是在明末，就是后世的一些人也根本没有意识到此时的东西方差距有多大---当然东西方的差距也确实没有二十世纪初那么大。根本就没有什么民族危亡意识的情况下谁也不敢保证类似的套路效果会打多少折扣。
如果是这样，那么为了保证军队建设的效果，乃至建设出一支真正可以和巅峰时代革命军队野战主力相提并论的力量方面，就必须在其他方面精益求精，以远强之的兵源成分来弥补各方面的不足。
可以庆幸的是，虽然此时京城的防守还处于险象环生的危机之中，力量的对比看起来并不是十分有利。然而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远远没有民国时代革命那样恶劣。把这个时候晚明的整个东方统治阶级卖了，恐怕也搞不出依托五亿人口的全面军阀化外加近代军事影响传入带来的二百万上千个团的堪战野战兵力，并且让这些野战兵力还都具备如同抗战内战蒋军及其他军阀普通部队那样三五成级别的伤亡承受力。
中国的古代历史上，也从来不曾出现过二百万人普遍堪战的情况，即便是战国后期，同一时间段往往也不过那么一两个大国的动员兵还算勉强堪战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