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府谷王嘉胤、汉南王大梁、安塞高迎祥、洛川不沾泥、杨六、绥德紫金梁、混天王。。。起义有名号者共有约百余部。。。”内阁举荐的新上任的兵部尚书王洽在萧轩面前还是显现出了一副精明干臣的模样，没有像王在晋还有以前的兵部尚书那样对陕北的事儿再次压着，能拖就拖。当然累计数以万计参与，遍及陕北各县的起义在此时压也压不住了。
陕西三边总督杨鹤这时候在西北正在焦头烂额，不过也不忘尚书陈奏：“内地流贼起于万历、天启年间。援辽兵丁陆续逃回，不敢归伍，因而接聚抢掠，以渐蔓延。不幸边地亢旱四载，颗粒无收，京、民二运转输不继，饥军饥民强半从贼，遂难收拾。”
这些事情倒也出乎萧轩的意料。按照萧轩原本的想法，明末农民战争当然来源于陕甘边地多年以来沉重的负担、各种矛盾的积累，当然还有这两年以来严重的大旱。现在才了解到不仅仅是陕北，即便是北直隶与山东等地此时也并不太平了。
朝中吏部尚书王永光、户部尚书郭允厚等一杆重臣在议事的时候意见倒是比较统一：“以抚为主，剿抚并用”
萧轩此时当然明白这无济于事，就此时整个大明的财政体系还想学两宋那一套？显然是不可能的。不过此时的萧轩听到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之后底气反而更足了起来。因为萧轩一开始就不是从一个王朝的皇帝的角度来思考这些事情的，而是从整个旧体系的造反者的角度来考虑这些事情的。
明末农民起义不是自己的负担，而是自己的强援，在总摊牌的情况下，农民军的力量壮大一份，反对关外政权及其“买办势力”乃至各路反动派的力量就强大一分。因为满军实在太强了，太牛叉了。那最后三国杀的格局当然是各路反对派武装不得不与满洲为敌？自己现在暂时恐怕还不是那只“出头鸟”，尤其是在自己在必要可以根本不跟某些人讲什么君臣之礼直接掀桌造反的情况下。正所谓“某些人有通外贼掀桌的风险”自己也就有“通内贼掀桌”的手段。
在必要的情况下，预期自己与这些牛鬼蛇神们虚与委蛇，还不如直接摊牌形成一六四四年那种局面了。
因此此时的萧轩并不显得怎么急切，反而用不屑一顾的态度笑道：“以抚为主？呵呵。不知道现在咱大明能拿出多少钱来，你们不会是盯上了宫中乃至近卫军中的内库了吧？或者还是从各地新增抚饷。除了刚才你们有人提出的减免陕北的辽饷还有秋粮之外，朕倒是有个法子，不知道你们愿意听不愿意听。。。”
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