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大多数为人师者一样，对于传播学问，司马徽有着一种莫名的执着和热情。所谓传道、授业、解惑，儒家从来便是对传播自己的学说有着极高热情的，孔子的思想中，教育思想便是极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如今既然听说郭斌要支援各县教育事业，司马徽自然极是上心。
郭斌道：“所谓教学相长。我的想法是先生在阳翟县学之中简拔学问优异，德行高致之人，赴各县教授新学。”
司马徽沉吟道：“潜阳的意思是，重开颍川郡中的学校庠序？”
所谓“学校庠序”，指的是自郡以下地方的官学体系。汉代的教育制度，分为官学与私学，官学指的是官府创办的学习场所，而私学则多是各地豪门大族自主创办的族学。汉代的官学分为中央和地方两种，地方的官学起于汉景帝末年，当时的蜀郡太守文翁欲移风易俗，推行教化，便先从郡吏中选派聪慧者十余人到长安，就学于博士，这可谓最早的委托培养措施。数年后，这些人学成归来。于是文翁在成都立学，招收属县子弟入学，学成者都给予重用，或推荐到朝廷作官，蜀郡从此学风大盛。
相对来说，中央官学的出现则要晚了不少。
汉武帝时，采纳董仲舒“天人三策”，所谓“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的建议，于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在长安设太学。太学生毕业后的出路各有不同：除了学而无成白首空归之人，太学毕业生们有的成为卿相，有的任官为吏，有的则收徒为师。当初汉武帝建立太学的根本目的，便在于提高吏治效能，加强中央集权。
因此，太学自建立之初便成为广大读书人的进身之阶，也是朝廷笼络士人，维持社会稳定的重要工具之一。有了利益的驱使，人们便有了进入太学深造的动力，这就形成了太学生规模日益扩大的趋势。
在太学初建时，只有博士弟子五十人，五经博士分经教授，后来为了笼络士人阶层，太学生人数不断增加，昭帝时太学生增至100人，宣帝时达200人，元帝时1000人，成帝时3000人。到东汉质帝时，太学生已经多达30000人。
在中央，除了太学这种大学性质的学校，便是特殊性质的学校，比如“鸿都门学”、“四姓小侯学”等。
鸿都门学创立于东汉灵帝光和元年(公元178年)二月，是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产物，即宦官派为了培养拥护自己的知识分子而与士族势力占据地盘的太学相抗衡的产物。又借汉灵帝酷爱辞、赋、书、画的缘由，办了这所新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