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不在话下，可要种田、经商怕也没有那个本事，舞惯了刀枪的人更耐不下性子来做顺民。再加上汉朝廷在战后并未对老百姓做出抚恤，百姓生活依旧穷困。因此，第二次黄巾之乱，亦可说是黄巾起义的第二个阶段，便这样出现了。
这一阶段的黄巾起义，并非如张角时那么声势浩大，也并非以推翻汉朝廷为根本目标，而是小股的人马分散各地，占山为王。说是黄巾起义，许多人不过假托了这么个名字罢了。
这样分散而零星的起义，虽非何人有意为之，也不是原太平道人相互串联沟通所致，而纯粹是星散于中原大地上的太平道人和江湖人士为了混口饭吃，而不得不揭竿而起，占山为王。然而，正是这种极分散的战争方式，愈发使得东汉朝廷焦头烂额。
看到这样遍地都是刘辟所部一样散兵游勇般小股部队的状况，郭斌愈发感觉到，东汉朝廷在黄巾之乱后，原本集中在中央政府的权力逐渐下放，是大势所趋。其中，朝廷任命自己为破鲜卑中郎将，并给了自己开帐设府的权力，便是这一政治大势下的产物。
这种遍地开花的战争形式，使得东汉原本集中在一起的政府军无法进行征讨。你想想，天下这么多山寨，若是都要派遣正规军前往征讨，先不说以现在腐朽的官僚体制能否成功，单是大军征发的成本便不是如今内忧外患，再加上财政危机的东汉朝廷所能承受的。
因此，既然有了当初黄巾之乱时征发乡间豪绅部曲的先例，那盘踞在各地的贼寇，便都交给他们吧，反正这些山贼都是困守一地的小股力量，虽可扰乱地方，却绝没有进攻中央政府的能力。就这样，郡、县一级的地方政府的权力便大大增强了，郡县长官非但享有一地的经济和政治权力，连军事权力也开始松动了。如今，朝中更是有了增强刺史权力的呼声，中央权力下放，似乎已经成为一个维持社会稳定的必然选择。而从郭斌的权力被放大的例子便可看出，天子刘宏对于个选择，似乎是颇赞同的，至少已经在开始进行试点了，郭斌便是试点之一。
虽然如今天下是如此动荡不安的局势，可阳翟县乃至整个颍川郡的根本是工商业，而工商业的根本，则是快速而安全的物流系统。郭斌有责任，也有需要，保证与颍川郡保持业务往来的商旅的安全，更有必要保证几条重要贸易路线的安全。至少，颍川连接京师洛阳-太原-塞外三城，再穿过冀州回到颍川郡的这个大循环，必须要保证安全，这是中原连接塞外的重要线路，是中原商人北上的重要线路，也是塞外三城的立城之根本，更是颍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