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之间的友谊，这一点看颇像当年的王安石与司马光。
在大宋复国之后，陈亮出仕在新朝廷中，担任了赵忱的侍讲兼制诏，并且还向赵忱大力推荐朱熹，才使朱熹也能够重新得到朝廷启用，两人又成为一殿之臣。随着钟山书院的成立，两人又同在书院教学授徒，几乎天天都可以碰头，那么再度开论辩自然是再所难免的。
朱熹的观点就是王道与霸道，义与利是本质不同的，就好像天理与人欲的对立一样，只有“王道”才是正道，只有“义”才符合天理，才能成为盛世，而“霸道”是邪途，“利”是人们心中利欲之私的产物，并不直得推崇；因此明确提出：尊王贱霸，重义轻利。而陈亮则认为天理与人欲是不可分割，道德与事功是统一的，道德应见于事功之中，因此王道就是霸道，义与利也可以双行。
可以说两人的观念截然对立，绝对不可能调合，因此两人从上三代辩起，以至汉唐以下，通过历史事实互为诘难，都希望证实对方是错的，自己才是对的。
朱熹列举程颢所说过的“三代之治，顺理者也；两汉以下，皆把持天下者也”的话作为自己的论证，并道：“千五百年之间正坐如此，所以只是架漏牵补，过了时日。其间虽或不无小康，而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若论道之常有，却又初非人所能预，只是此个自是亘古亘今，常在不灭之物。虽千五百年被人作坏，终殄灭他不得耳。”
按照朱熹的观点，也就是只有尧、舜、禹三圣的时代才是完全没有私心，才是符合天理的王道时代，而汉唐以来的后世帝王，既使是汉高祖，唐太宗这样的帝王，只是完全出于个人的私欲，根本没什么天理。因此都不能算是有道徳，有功的人。
而这种观点在陈亮看来则大不以为然，他列举的出：“自孟、荀论义利王霸，汉唐诸儒，未能深明其说。本朝伊洛诸公，辨析天理人欲，而王霸义利之说于是大明。然谓三代以道治天下，汉唐以智力把持天下，其说固已不能使人心服。而近世诸儒遂谓三代专以天理行，汉唐专以人欲行，其间有与天理暗合者，是以亦能久长，信斯言也。千五百年之间，天地亦是架漏过时，而人心亦是牵补度日，万物何以阜蕃，而道何以常存乎？”
这段话中，陈亮明确指出，汉祖、唐宗既然能够建立国家，而且又传之久远，其中岂能全无“道”的存在吗？也就是说个人动机是什么，既无法考察，也没必要考察，只要在治国安邦方面真正做出了实事，就是有道，而这样的人就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