擅改更增损及创收。”又如太宗赵光义也曾下诏令：“自今除商旅货币外，其贩夫贩妇细碎交易，并不得收其算。”并严禁官吏勒索、刁难商贾，官吏如果滞留商人三日，加一等，罪止徒二年。因而乞取财物，赃重者，徒一年。
在宋朝一部分商法的制订过程中，商人还被朝廷邀为座上宾，参与具体修法工作。比如北宋太宗时期，陈恕在三司使任上，他在制订茶法时，就邀请了茶商数十人协商讨论。
当时的争论很激烈，茶商提出的方案，是茶的商业利益尽归商人，朝廷的方案是茶叶专营，利归官府。最后朝廷采纳了折中的方案，换言之，即吸收了商人的意见，公私皆济，朝廷商贾皆大欢喜。
工商之家不得预于仕的禁令也被突破，商人也是可以入朝做官的。国家开贡举之门，广开搜罗之路，如工商人等，有奇才异行，卓然不群者，亦许解送！
当时大宋官员致仕以后，投身商界之人比比皆是，就是那些为官做宰之人，也大多让其家人仆从，经营着不小的生意买卖！那位《沧浪亭记》的作者，重修沧浪亭的苏子美苏大学士，在被朝廷罢官之后，也投身商界做起了生意！还留下一句名言：“今得脱去仕籍，非不幸也。自以所学教后生、作商贾于世，必未至饿死。”
两宋时期，甚至还有进京的各地士子，借着到京师参加科考的机会，顺便也做一笔生意。洪迈在《夷坚志》中记载，宋徽宗赵佶时期，“吴兴士子六人，入京师赴省试，共买纱一百匹，一仆负之。”
中国自周秦汉唐以来，莫不视商贾为末流，商贾子弟不仅不能参加科举，而且不得着丝绸服饰，不能坐八抬大轿。而两宋时期，不仅在朝廷立法过程中，给予商人极大地尊重，制订出来的法律，也照顾了商人的利益。而且还鼓励子民经商，容许商贾子弟参加科举考试，这在其他王朝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所以花子虚即便再仕途之余，涉足商道产业，正如他所言，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对了，子虚，你说的这广告，到底要怎么打法？是要本府给武大郎包子铺题写招牌吗？这等小事，还用得着你专意拜托？拿纸笔来就是！”
花子虚将其中利害关系讲清楚之后，李不言听了颇为满意的点点头，他这会才想起花子虚让自己帮忙打广告的事情！俗话说拿人的手短，吃人的嘴软，别说花子虚和自己关系莫逆，别说自己相当看重武松，就只说自己白吃了人家那么多烤包子，为武大郎题写一面招牌，也是应当应分的事情！
“府尹相公你误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