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为琐碎的程度，衣食住行、吃喝拉撒，柴米油盐、煤气水电，恋爱结婚、生儿育女，上班下班、工资职称......。
“但你们是公众人物，在表达个人情感的同时必须注意公众和社会影响，你们提出了问题，也要表达出解决问题的方式，不然你们只为写作而写作，就失去了文学作为传播一种普世观精神的意义”陈天星指出他们的缺点。
“这就是政治家的事了，我们描绘当前的现状，有义务帮忙解决问题的根源性吗？那是经济学家和科学家政治学家们的事”迟丽便反驳道。
“这就是你们与现实文学的区别，在现实主义小说中，人物的一切，包括他的语言行动、为人处世、情感变化，都是一个统一的、完整的整体，他们就统一在人物的性格之下。这个人物形象的性格可能有多侧面的表现，但他一般都有一个核心的性格，或者称主导性格。这种典型理论被意识形态化之后，就出现文学作品必须塑造能代表时代方向，能鼓舞、激励人们为崇高理想而奋斗的英雄典型。而你们舍弃了这一点，导致你们的作品简朴到粗陋，压制到零度状态的叙事情感，不具有理想化的转换力量，如果你们坚持，你们就是脱离社会现实的玩弄文字的庸俗作家”
陈天星的言辞很尖锐，让迟丽都感到愕然。
“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总以人类的导师自居，这种情况难道不令人觉得有被支配的感觉吗？”迟丽顿一下反问。
“但你们总以旁观者或书记官的角色带入故事，没有价值判断的尺度，就失去了情感天平的砝码；比如汪芳老师的风景一文，她以一名夭折的幼婴角度来描写家人流水般的生活，她竭力营造着叙述者的智力和生活经验明显不如故事中的人物；哪怕您的烦恼人生，我们感觉不到您这个叙述者高于印家厚的生活经历，你们努力做生活的仰视者，这与现实主义的俯视者角度正好两个极端，这样不好”陈天星继续反驳之。
“这样不好吗？我们要敬畏生活，我只是想将这种生活状态表现出来，将里面的困苦和茫然剥离外壳，小说不是我所经历的事，我们要忠于生活，而不是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它”
“小说要忠于生活不错，但世间有美好善恶，因果轮回，你们描写了世间百态，但没有理顺他们的因果关联，那么读者读起来就是灰色的人生，不能享受阅读的快乐，阅读时吃力，读后更郁闷，这样读者会失去读书的兴趣的。”
“我们如果为了取悦读者，与那些描写窥视隐私的大众文学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