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先高务实虽然有很强的高层影响力，但毕竟个人实际政治地位不够高，泛泛而谈、影响皇帝的思维是可以的，但具体经手或者甚至操控某些事那就比较为难了。
军工私营是借高拱的手办下来的，打下了如今明军武器装备远超历史同期的基础；《纾驿路疏》不仅借了高拱的手，而且借了郭朴回朝的势，最终是在“郭朴时代”全面完成，为大明甩脱了第一个大包袱，并且强化了驿站体系，后续的漠南之战、西北之战其实都有这件事的功劳。
他自己一手办成的国家层面大事，说起来还只有京营改制一项，而且事情虽然办下来了，但目前还在“巩固期”，不像军工、驿站两件事那么牢不可破。
而现在，借着升任户部尚书的风头，高务实不仅打算趁机稳固京营改制的成果，而且因为终于专管一方，打算动一动大明的财政体系了。
当然，基本财政体系暂时他还不敢轻易触碰，比如让他直接把大明变大宋，那他是肯定不敢的，也不现实，且没必要。
核心暂时不敢动，那就先试探试探，找一个既有“群众基础”，又是其他人不敢轻动的方向。
比如说：完全承认商人的合理社会地位，但同时要求商人承担其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
这件事之所以说它有“群众基础”，不是在开玩笑，这个时代的农民其实是知道商人比自己“厉害”的，尤其是大商人。
道理很简单，大商人不仅有钱，而且必然在官场上有些背景。这些背景，有可能本身就在家族里面培养出了读书人、官员，有可能是投资了某位、某些官员——这个前文有述，就不多说。
总之，但凡称得上大商人的，一定在背后有官府的背景，超级豪商投资中枢重臣，大豪商投资督抚布政，中小豪强投资府尊县尊，再不济一些的也会投资府县吏员——别看吏员甚至不算官，有很多职务论实权的话，几乎相当于后世的副县级呢。
而寻常农民呢？不好意思，他多半连县衙都进不去，而且也不想、不敢进去。
商人只分大小，农民却不是，“大农民”那是另一个阶层，是地主阶级了，他们可不把自己当农民看待。
所以在农民眼里，商人哪怕是挑着扁担、推着独轮车的游方货郎，那也比他们强，至少见多识广——这种思维在解放初的好些农村都有。
所以中国古代的商人阶层挺不容易的，一边被某些人当面鄙夷，一边被某些人暗暗羡慕，这里的“某些人”有时候还有重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