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维清陪黎副省长走了，要乘最近的一个航班回北河。
北华制药三位代表则由一个特警陪同，坐张琳的英菲尼迪连夜去江城。离布鲁克林地区联邦法院宣判只剩下一个月，想获得一个较好的结果必须争分夺秒。
旁听一下午，肖晨雨基本上搞清了来龙去脉，帮着收拾好餐桌，坐下来愤愤不平地说：“美国法院太欺负人了，商务部三次出示书面材料澄清，却遭到他们无视，这是对中国政府的不尊重。”
总营收才几千万人民币，却有可能要被美国法院判赔上亿美元，她有这个看法很正常。
韩均微微点了下头，循循善诱地说：“政府在商业活动中应该扮演一个什么角色，在国内确实是一个问题。刚被中纪委立案调查的江城市委书记，就是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例子。在担任另一个市的市长和市委书记期间，大力推动光伏产业，为了GDP不遗余力，盲目扩张，却不考虑这么干的潜在风险。
去被美国和欧洲提起反倾销调查，整个行业陷入低谷，留下一个烂摊子害惨了企业、害惨了职工，也害惨了银行。事实证明他越位了，在本案中商务部同样越位了，至少可以算顾头不顾腚。”
“教授，这话怎么讲？”
韩均喝了一口水，耐心地解释道：“2001年时，中国刚加入WTO，出口产品低价销售，国外开始启动反倾销调查。为避免反倾销指控。医保商会才对包括维C生产企业在内的36个行业，实行出口预备核签章管理。
也就是国家对出口产品价格统一进行协调掌控审核。符合规定的才能出口。但按照美国法律，中国政府采取的这种对出口产品的管制行为就是价格共谋。换言之。他们只考虑到反倾销却没考虑到反垄断，归根结底还是不懂WTO的游戏规则，还是法律意识淡薄。”
肖晨雨欲言又止，韩均继续说道：“你或许认为法院有可能的判决会很重，很不公平。事实上北华制药曾聘请过美国的经济学家，对损害额进行过测算，最终算出的数额与原告提出的数字有天壤之别。
但应该注意到在此之前，日本企业被判得更重，十亿美元。什么概念？所以不能用国内的司法实践去衡量国外的判决。要是像国内一样计算，许教授那个案子纽约市政府只需要赔几十万人民币。要是发生在国内，甚至一分钱不用赔，但对方最终赔了32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两千多万。”
美国人出点什么事，动辄索赔上百万乃至上千万美元，确实不能相提并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