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此以后，不管耕地增加多少，人口又上升多少，商贸繁荣几何？我朝的农业赋税始终就维持在这个二千七百万石上下，这就使得近二万万人的所征赋税，几乎与一万万人持平的结果。老朽与伯爷讲几个数字，洪武二十六年，夏税，米麦四百七十一万七千余石，钱钞三万九千余锭，绢二十八万八千余匹；秋粮，米二千四百七十二万九千馀石，钱钞五千馀锭。
永乐中，税粮三千余万石，丝钞等二千余万。此时，宇内富庶，赋入盈羡，米粟自输京师数百万石外，府县仓廪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
嘉靖二年，时任御史黎贯言，夏秋二税，麦四百七十余万石，今少九万石；米二千四百七十余万石，今少二百五十余万。而宗室之蕃，官吏之冗，内官之众，军士之增，悉取给其中。赋入则日损，支费则日加。
至万历年间，夏税，米麦总四百六十万五千余石，钞五万七千九百余锭，绢二十万六千余匹；秋粮，米总二千二百三万三千余石。
伯爷想必已经明白，越往后，人口、土地越多，赋税却反而少了。从永乐朝达到高峰，以后就是不断递减，在嘉靖年间，和洪武年间相比，麦减少了九万石，米减少了二百五十余万石；而到了万历年间，麦子减少了十一万石，而米减少了二百六十九万石。表面上看，减少得并不多，可如果结合人口、田地增长来看，人口多了赋税却少了，这就相当可怕了。”
吴争问道：“那难道朝堂重臣们，就不想办法解决此弊端吗？”
这话问得在理，虽说贪官污吏每朝皆有，不也从不乏清官、诤臣。
没有道理百年之间，就没有人去点明这件事，去纠正它。
莫执念苦笑起来，“伯爷真是血气方刚，可任何朝代，一旦过了鼎盛时，都会形成陈规旧律，这些陈规旧律往往会成为一些人保守利益的工具，谁要去改变，那就得与祖宗作对。不用说臣子了，恐怕先帝也没有那么大的魄力。”
“伯爷说得没错，百年之中自然有象伯爷一样血气方刚的诤臣进谏，但往往都没落个好下场。阻力来自两处，首先是文官对皇帝的掣肘，其次是当地官府的地方保护心思。伯爷恐怕不知，当年崇祯帝为抗金加派三饷，满朝文官同气连枝，向皇帝上疏，言道，增收赋税将天怒人怨，罪恶滔天，甚至是局势恶化的原因所在。凡是向崇祯帝建议增收赋税的官员，都被他们描绘成小人。向皇帝建言增收三饷的杨嗣昌，更是被被攻击漫骂的体无完肤，甚至被黄道周骂成是豭狗人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