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军始终以最严格的标准要求自身的战斗力，并配以最为精良的资源，所以伤亡算不上重，不过也让不少人在历次作战中都感觉到了不少压力。似乎敌军拥有强大的战争潜力和源源不断的人力和物力。可敌军的数量终归没有战胜我军的质量这不仅仅是因为天帝的告戒和指导，也是因为理性和量化的思维战胜了经验主义的思维方式。如今，最后的残敌早已在之前的作战中油尽灯枯，我们轻而易举的取得胜利也就毫不奇怪了。”
近卫旅群里也有的弟子看了看这附近的大山说道：“关外的异族我们解决了大部分。这西南诸多异族多也有不服王化者。从数年前延续至今的川贵叛局就是证明。就是在万历之时，这大山里也多有不稳。”
张海思索了片刻才回道：“西南的土族势力当然要压一压。传统王朝对于边远的很多地方想管也官不了。土司制度就是平衡了，我们新朝不吃那一套。不过对于言下来说，开国初期最首要的任务还不是这些总的来看比北方的异族老实许多的西南夷，而是完成我们对于关内汉地的控制和公安军队伍的扩军与建军训练，切实的掌握全国两千个州县的地方，重新丈量人口土地并使并使整个政权在渡过了依靠吃大户挖地浮财生活的日子后能拥有正常的税赋体系。”
对于一个追求变革和进步的政权来说，儒家或自由派们的小国寡民，联邦自治，小政府或无为而治等思想或许在某些条件下有其能够自圆其说的逻辑，但对于逐渐落后于西方的东方来说却显然是不符合时代，也不符合近现代化变革的要求的。要改变和进步就要有投入和投资，如果指望所谓“自然的力量”，那在落后的社会环境下其实就是放弃了追赶和改变的动力。
不过张海却深知对于如今的新朝政权来说，核心力量和统治能力还很薄弱，根本无力在建政初期就维持一个像两宋乃至新中国那样财政势力雄厚，政府涉足广泛的大政府。如今新朝政权所能够掌握的经济资源，也不过是有限的东南一带的盐税，还有依托战争建立起来的涉及规模多达几万人的“军需复合体”，包括可以转为民用来赚前的铁匠，丝布织工还有一部分饮食加工乃至医药方面的人力等，再加上有限的关税和商税乃至有限的官田，不过每年千万两左右的收入，这个规模的财政收入刚刚够维持火炬学校数年内自身的运营还有出版，都城福利，教育等方面的开支。供养最终规模需求达到百万左右公安军力量都难以做到。能够建立正常的财政机制，供养这些地方治安武力就是新朝四年，也是宣称的“三年免粮”之后第一年最主要的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