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容忍士人的骄横。
为了对抗士人，他还祭出法宝，亲自祭拜老子，宣布自己信奉黄老之学，以此引起民间学习黄老之学的风潮，用来打击士人的嚣张气焰。
党锢之祸在刘志手上可以说是保卫皇权的组合拳的组成之一，是手段，不是目的。
但是汉灵帝刘宏则不一样。
他被迎入雒阳登基时才十二岁，是个少年，在皇宫里，围绕在他身边的就是大大小小的宦官与亲宦官的官僚集团，完全被他人左右。
可以说他就是在宦官集团的陪伴下成长的，宦官们给他灌输的都是些什么也就显而易见了。
等到他亲政的时候，自然以宦官为亲信，信任宦官也就是人之常情。
他对宦官的信任远超对士人官员的信任。
所以第二次党锢之祸的烈度远远超过第一次，且皇帝拉偏架的力度也远远超过了汉桓帝时期，于是党锢之祸才走向了失控，由皇帝主导变成了宦官主导。
至此，宦官势力才彻底压过了士人官僚的势力。
总说皇帝应该信赖士人而不是宦官的，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延熹二年八月，汉桓帝意图铲除大将军梁冀，突然发动政变。
当时，刘志所倚重的政治力量主要是宦官，而当时愿意站队到皇帝这边的士人官员屈指可数。
只有司隶校尉张彪、光禄勋袁盱、廷尉邯郸义、尚书令尹勋、尚书仆射霍谞及尚书台里的六名尚书。
偌大朝廷，那么多士人官员，愿意站队皇帝的只有区区数人，连当时的三公——太尉胡广、司徒韩演、司空孙朗都不敢入宫护驾，只敢观望局势，等着谁赢了帮谁。
在这样的情况下，皇帝又怎么可能把士人视作自己最重要的亲信呢？
皇帝倒是愿意，士人愿意吗？
他们自己在关键的时候没有站队，逼的皇帝孤注一掷发起进攻，之后又要腆着脸去分胜利的果实，未免太过无耻。
所以刘备认为抛开所谓的政治节操，朝廷高官的大部分政治行为都是符合自身的政治利益的，这才是唯一不变的政治游戏规则，史书上记载所谓为了“社会公平和正义”而去批判腐败的宦官集团的论调，看看就行了，不必当真。
史书是士人写的。
史书就是袁绍所在的阶级写的。
他们之间的斗争只是为了政治利益而已。
公平和正义？
值几个钱？
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