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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单州没有失守，如果曹州没有受到威胁，也许李察罕还不用惩处王保保，就像他说的“许其戴罪立功”就是了。但现如今，单州、成武皆失，曹州危在旦夕，却又正如李惟馨所言“正将士发奋、三军用命之际”。
李察罕老练行伍，自然知晓越是在这种时刻，越是需要“赏罚严明”，无可奈何，只好从了李惟馨的谏言，传下军令，将诸将齐齐召来，以败军、丧师、失地的罪名要严惩王保保。，按军法，当斩。
当然了，“斩”是肯定不会“斩”的。
军令一下，自有李惟馨以及诸将一起跪地求情，请求察罕帖木儿免王保保一死，改用别的方式加以惩罚。
察罕帖木儿顺水推舟，说道：“死罪可免，活罪难逃！便改以杖责一百零七。”
李惟馨又替王保保求情，说道：“眼下曹州危急，正用人之时，小将军若受此杖责，必难行动，不利战事。在下斗胆，还请主公把这一百零七下杖责权且寄下，留待日后。”
察罕故作迟疑，诸将皆附和李惟馨说道：“还请主公将杖刑权且寄下，留待后日。”
“既然诸将替你求情，这杖责便就权且寄下！，若是你能在驰援曹州中立下功劳，可酌情免减；若依旧不肯用命、无有战功，则两过并罚！”
小罪用笞，较大的罪则用杖。元朝的刑罚，“笞杖刑”均以七为尾数，从七开始，笞刑最高五十七，杖刑最高一百零七，打一百零七下是最多的。自然，军法与刑法不同，但一百零七军棍打下去，就算是个铁人，性命也要丢掉半条，不养个十天半月，伤势定难好转。
而至若为何“笞杖刑”都是以七为尾数，则源自蒙古风俗。即蒙元世祖忽必烈说的：“天饶他一下，地饶他一下，我饶他一下”。
说到“笞杖刑”，不得不多说一句。蒙元的减去三下，看似体恤百姓，政行以宽，实际上较之唐宋，却是刑重了。唐宋的“笞杖刑”，“笞刑”最高是五十，“杖刑”最高是一百，都少于蒙元。不过较之辽朝，蒙元的刑罚还算是轻的。辽朝不用“笞刑”，只用“杖刑”，最高三百。
处罚过了王保保，因为军情紧急，察罕帖木儿没有多做停留，当即调派诸将，当天就出了碗子城，直奔曹州而去。
益都。
便在察罕帖木儿决定改而驰援曹州、八千精锐络绎出了碗子城的同时，高延世与柳三押送着徐、宿二州的俘虏、降卒抵达了益都。